那些在媒体中悬而未跳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焦虑与信仰
最近采访了几个年轻的媒体人。
一水儿的名校背景，在大媒体做新闻，媒体龄最短的一年，最长的六年。他们在最近的一年中都想过跳槽，有的甚至投过简历，面过试，却在签劳动合同的前一夜又改变了主意。
他们想离开媒体的原因是什么？又为什么迟迟下不了决心？在这场纠结和挣扎中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带着这些问题，全媒派（qq_qmp）约上几位朋友聊了聊。
“威廉斯的《斯通纳》怎么说来着：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，再吐出来。”陈小辉带着被熏出来的北京口音半开玩笑式地说。2016年底他推荐记者读这本书，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充满无力感的平庸生活值得经历吗？
陈小辉本科念的是金融学，没去投行，没去证券，没去银行，一心想当个记者。工作四年后，他成为小班里少数没买房的。“我倒也没觉得失落，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，我那时就是觉得每天追着新闻跑比追着钱跑有意思。”
“2012年刚来实习的时候，带我的老师都非常厉害，我那时候感觉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大概就是采访写稿，有钱没钱都无所谓，反正哥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所以接下来的三年即便身边的人再怎么走，我都没动过这个心思。”让陈小辉第一次想到“跳槽”的节点是2015年，实习时候就带他的老师辞职去了互联网公司。“走之前他问我要不要一起，可那时我的合同还没到期，而且也觉得自己和他还差得比较远，不知道跟着他过去能做什么，而且我对新闻还是有热情，毕业时候放着证券公司都不去，为了挣钱的话又何必去企业呢。”
2016年，陈小辉结婚了，同一年报社改变了薪酬制度，调低了底薪，稿费占的比重更多，陈小辉的工作比以往更忙了。“从经济上来讲，我理解这种做法，但并不认为这是对的，现在大家都会多做一些快稿，多出些差。你知道，我很久没写过长线大选题了，最怕的是武功全废了。有时出差半夜回来，会忽然有种不安全感，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。”2017年春天，陈小辉投了一些简历，有网络媒体，有涨势不错的内容创业公司，还有咨询公司，最后他拿到了其中两家的offer。
“纠结了有一个月吧，我是学经济出身，笔记本上分析了各种风险和成本，可依然做不出一个果断的决定。后来我就想如果从现有的条件推导不出一个结果，那么不然就做个十年的假设，假设我继续留在这里呆十年，那么会发生什么？然后我就想起《斯通纳》里面的一段描写：‘他已经四十二岁，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，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东西’，忽然就打了个冷战。于是迅速做了决定，走。”
陈小辉说其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热情是在哪一个时刻消耗殆尽的，“这世界上有的是和我一样盘缠不够却又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，有无数不合理却又运转有效的规则。你本以为是事业的东西，最终还是被消耗成了一个职业，而选择一个职业的标准是理性成分更多的。”采访结束，陈小辉有些怅然若失，他反复捏着咖啡杯手柄，仿佛下一秒就能再塑一个形状似的。他说是想起了一段小说中的话：你还躺在这里纳闷，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，而它没有那个东西，也不希望如此。
“我的case比较特殊，因为原来不是学新闻的，应该说是误打误撞进了媒体这行。当然还是比较看重媒体的属性，会觉得体制内的传统媒体平台比较大，也比较权威。而且六年前新媒体也没有很兴盛，六年工作里关于新闻的采写，对问题分析的角度，我所在的新闻机构还是给了充分的锻炼，特别是传统媒体分口会比较细，利于记者在一个领域内精耕细作。”夏南说起他的入行之路。
近一年中，他有想过换工作，甚至投过简历。两相不巧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拍即合的。说到底，夏南珍惜的是职业习惯中某种严肃的东西，在他看来，这种东西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并不那么重要。
“很多人按照传统媒体、新媒体区分媒体，将它们对立，这一点其实我并不完全同意。因为说到底新闻还是做内容，没有好的内容，形式都是哗众取宠，无论媒体走到哪个阶段，涉及的内容还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。与其说我选择没有离开传统媒体不如说我没有选择离开文化报道。而恰恰目前相对比较沉稳的传统媒体的报道风格我更喜欢，很多时候文化报道的噱头太多，认真做采访的故事却越来越少，所以还是希望能把现在跑的领域进一步了解，就算转行也更有底气和积累。”
夏南不相信有时候形式就是会大于内容的，或者说有时候形式至少会等于内容。“要说国外这样的长年积累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永远保持好奇心和专业精神是媒体人最好的素质，但是在中国的新闻业传统媒体却被贴上了很多固化的标签。”
“这种焦虑与其说是我个人的，不如说是整个新闻业的焦虑：直播、短视频固然给新闻传播新的平台，也有更大的流量，但坦白说有些时候直播的内容并没有意义。为了直播、航拍、VR 就把这些技术一股脑儿用上，反而稀释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。这种情况在传统媒体运用新媒体时候尤其明显，为了追上潮流，传统媒体的一些新媒体作品会形式大于内容，却忘了真正的新闻点和自己擅长的深度采写。”
用王三水的话来说，“新闻学一个专业我就读了7年，说弃就弃哪那么容易。”本科四年，研究生三年，王三水念的是国内知名的新闻系之一。在2016年媒体记者岗普遍缩招的大势下，经过层层筛选，进入到现在这家坐落在市中心的报业大厦。
“其实想法特别单纯，就想当个记者，跑跑突发、或者跑跑条线就很开心了。”可大概是进报社花光了运气，王三水被分到副刊，几乎没有出去采访的机会。“每天在做资料的汇编和整理，虽然比较轻松，但内心总有种想跑出去采访的冲动，尤其是上班总路过从前的《申报》馆改建成的咖啡馆，那感觉特别胃疼。”
“我找领导聊了几次，但确实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很难匀出一个岗位。那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跳槽。”王三水这一年间面过几家媒体，拿到了其中一家的offer，可他却放弃了。“其实我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，如果我不是一个27岁的新人，我大概会果断折腾。做决定的那个晚上，我看了看这大半年出的版，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真走了的话，这一年的积累可能也会白费，我大概是缺少‘徐图之’的耐心。”
“另外一方面，除了不能时时出去采新闻之外，现在这个工作倒也挺好的，有前辈帮助成长，气氛也比较单纯和谐。”王三水最终决定留在现在这家报纸，用他的话来说是“练内功”，因为还没想清楚一个问题：现在这个年纪、这个境况再做一次选择，是太早还是太晚。
“想做媒体因为想要观察这个世界。认识不同的人，去不同的地方。而且本来也是念的这个专业还是不想荒废掉。”晓烁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去了新华社《参考消息》下属的一个子刊物，“我那时候是一心想要去新华社，但竞争非常激烈，所以就走了‘曲线救国’的路，先进去再说。”
晓烁被分派做房产版块，用她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明目张胆做软文”。“版很小，事情很少，一起工作的年纪都比较大，忍受的成分比较多，但还是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，尽力去积累资源，因为我知道不会在这里太久，我的个人习惯也不允许我浪费时间。”一年后，她被调到新华网，比预计的快。
“同事都变成了年轻人，气氛很好，我很喜欢这个团队，只是这次又转去做医疗健康了，房产的资源用不上。”团队的问题解决了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“对一个表达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，不能做原创是件痛苦的事情，许多选题是任务性的。”在这个岗位上待了一年后，晓烁动了离职的念头，投过一些简历，面过一些岗位，可始终也没下得了决心。
“我只是觉得那些工作也没有让我看到更好的可能性。现在工作上的事情轻车熟路，也积累了一些资源，换个地方的话比较担心沉没成本。另外就是即便是换工作，还是希望做媒体，这样看来似乎也没有哪个选项是有绝对优势的。”晓烁有许多有趣的朋友，许多是因为工作认识的，她说自己喜欢媒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，在她看来，这些人际关系也构成了一部分的沉没成本。
和记者聊了两个小时后，晓烁谈起她的焦虑：“比如直播、短视频、知识付费等等，其实我的认识比较外围，例如领导说这个数据需要可视化一样，那么我们会去找专业的设计同事做成静态或动态图表，但我并不认为真正自己掌握了这门技能就能消除焦虑，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学了就能有专业的同事做得好，术业有专攻吧。”
“所以，所谓的技能焦虑不在我会不会用一个东西，会不会拍一个东西。而在于因为没有深入参与，而造成的认知空白和心态傲慢。这些概念本身没什么难理解的，但可怕的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概念上。它的玩法有哪些不同？它新定义了哪些规则？为什么说它是潮水的方向？回答不上这些问题，才是我的技能焦虑。”
“还会常常冒出想要跳槽的想法吗？”“会呀，比如昨天，同事在饶有兴趣地谈论街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小黄车，大惊小怪地分享使用心得。我当时在想都炒了多久的话题了，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，怎么可以如此后知后觉。”晓烁半开玩笑式地说。
那些引而不发的，如潮汐般的小冲动，总是时不时把你往前送一送，要你做一个决定，而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，他只是缺少点坚持或改变的勇气。所以路遥在《人生》感叹：人生，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，无关对错，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作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的后果。
用《星球大战》里Yoda大师的话来说就是：